加拿大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美國那麼崇尚英雄，但相對來說做起事情卻帶一點溫情。時維1980年代後期，我投資銀行生涯在加拿大剛起步，發展尚算順利，很快便在交易室當起一個小頭目。我曾經工作的一家證券公司很waspy，我是交易室裏面唯一華人Vice President。你問我有沒有感受到升遷上的壓力、即所謂的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我的答案是有的，但很難說是種族歧視，抑或是自身文化認同上的差距。有一年，多倫多的棒球隊進入總決賽，公司安排了包廂招呼尊貴客戶。我對棒球談不上喜好，但作為一個小頭目逃不了招待客人的責任，整整3個小時在飲啤酒、食熱狗、談棒球經，感覺是如坐針氈。但是大體的說，作為一個異鄉人，我蠻享受這種邊緣人的身分。我周遭的人一般都對我很客氣，間中亦有人本着好奇心，問我一些中國文化的事情，又或叫我帶他們去唐人街吃頓點心。我家後來搬進了一個以老洋人為主的社區，我是街上唯一的華人，鄰居都很樂意對我的後園提出意見。這些事情都令我很感動，但心裏面的隔膜仍是有的。
轉到今天的香港，很多人對移民充滿抱怨。我很功利，覺得香港要繼續繁榮，必須吸納一些高質素的移民。不應因為他們的出生地或廣東話不純正而生隔膜。可能是自己曾經在欄杆的另一面，更明白包容的重要。畢竟我們從來都只是過客。
至於不同國家的銀行，管理文化有什麼差異？我覺得美國人是最現實的，看事情快上快落，投行基本上是依他們的牛仔性格發展的行業，只有他們能夠那麼開創性地將風險打包轉賣給世界各地和不同類型的投資者。法國人有着歐洲追求美的傳統，以數學領域為例，他們在衍生工具行業近年獨領風騷。我入行的年代，黃面孔曾被老外誤會為數學天才，如今這冠冕已經轉到法國人的頭上。
中國人做事太現實，只要付出20%的努力，拿到80%的成果後，就抵了命也不願意再額外付出。法國人追求絕對的美，所以在研究衍生工具時，不安於只是計算一個結構性產品的理論值（theoretical value），他們會將整個產品的對冲方法推算出來，從而對hedging cost有更透徹了解，競價時可以更進取，將對手擊敗。我初做衍生工具的那個年代， 能夠算出一個產品的理論值已經很滿足，只要將價格按理論值加上一個很大的safety margin便成，但隨着對手愈來愈精密，這方法已經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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